从自私自利最后变成心系国家 两晋士大夫为何转变如此之大

很多人都不了解东晋和西晋，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两晋时期的士大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为何从自私自利最后变成心系国家?是什么照成了这样的转变?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的几百年间，由于政权跌宕，整个社会陷入了战火连绵，人民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泥潭。在这几百年间，中国士人的精神面貌、人生追求，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其中两晋士风差异尤为明显。在两晋间，士大夫之人生态度经历了从东晋士人之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心态到西晋士人纵欲享乐的玄学心态的转变。

从东汉后期开始，士人对于政权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晋宦官外戚专权严重，大一统面临崩溃，士大夫在抗击宦官，维护皇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时期的士大夫往往胸怀报国大志，雄心勃勃欲重振朝纲。

然而朝廷自身的腐败愈发严重，至西晋已江河日下。朝廷的腐败加剧了对士人的迫害，士人和朝廷的矛盾也面临大爆发，士人在心理上对大一统政权已不再眷恋。这种悲哀心态导致西晋士人放弃对天下的胸怀和报复，转而走向个体的享乐逍遥。

形成这一巨大转变的原因，既有政权腐败之因，又是儒学暂时下台和玄学在西晋广泛传播的结果。

一、两晋朝廷腐败，士人得不到重视，转而走向享乐和放纵

东晋著名医药学家葛洪在《抱朴子·名实》中说：“执经衡门，渊渟岳立，宁洁身以守滞，耻胁肩以苟合”，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在逐渐崩溃的政权之下，士大夫坚守自身品德，不随波逐流的高洁心态。

然而，注定无法施展抱负使两晋士人只能立足自身，看自己看得久了，也从东晋的“穷则独善其身”变成了西晋之自私自利、纵情享乐的奢靡之风。

这样的执着的反抗让他和当时的司马氏政权彻底对立起来，其他有道德、有良知的士人也是如此。但和统治者抗争的结果不会好受，对政权的反抗使西晋士人在世俗社会中无处立足，只有玄学能容纳他们。

玄学理论的特质是返归自然，但是以往的玄学家还没能把这个返归自然的理论变为一种人生观，把它变为一种人生观的是嵇康。这样一个玄学人生观，作为维系个性自由来说，它是意义重大的。

但是由于它没有解决个人对社会承担责任的问题，注定为社会所摈弃。高尚的并不都是现实的。因其高尚，而感动人心，而因其远离现实，却以悲剧而告终。

三、总结

西晋士人留给后人的奢靡名声，也是玄学大兴的必然悲剧：玄学注定只是主观的追求，而不能成为客观的现实。从思想上说，这些士人被杀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行为名教所不容，是司马氏在权力争夺中的需要。

在时代和思想的双重压迫下，享乐奢靡的人生非放纵也，乃片刻安慰也。

参考文献：

《魏晋风度》

《与山巨源绝交书》

《玄学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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