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名热河1891年三大矛盾让热河百姓处于
2025年10月21日 静态资讯
光绪十七年（1891）热河金丹道教起义，是晚清民间秘密结社组织的武装抗清斗争之一，是十九世纪末期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起义，矛头直指官府衙门、蒙古王公和法国天主教士，起义烽火蔓延朝阳、建昌、平泉、赤峰四州县，众达数万人。起义军与前来镇压的清军浴血苦战，坚持两个多月。
金丹道教，属白莲教分支，是以宗教形式组织的民间秘密结社。此教创自嘉庆初年，咸同年间传入直隶及东北地区，至光绪中叶，已在热河广为传播。杨悦春是热河地区接受和传习金丹道教的第一人。据杨悦春本人被捕后供称：“伊系建昌县人，年五十一岁，从前江南老道郭姓至伊处，化缘传授梦首经等六种，伊转传齐灏、王幅、杨连元，郭洛九等，取名圣道门，又名金丹教。齐灝等又辗转传授朝阳之李广、李斌、张富、聶珩、郭海、丁义和、赵玉洗，建昌县之徐立、杨坤、李青山、佟杰，平泉州之惠代铎、惠代耀等多人。”杨悦春“兼施医药”，一面为百姓治病，一面四处游走，广泛传授金丹道教，实际上成为热河一带金丹道教的总首领。在杨悦春等人的竭力传授下，到光绪十七年上半年，朝阳、建昌、平泉、赤峰四州县已拥有金丹道教信徒数千余人。同时，与金丹教教义相近、关联甚多的在理教，在热河也颇为盛行。
金丹道教在热河的迅速传播，是与这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密切相关的。晚清的热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日趋复杂。
首先，是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热河久以政事废弛、吏治不修著名，热河官吏“或贪谬不知大体，败坏官方，或庸儒不足有为，纵弛法度，而且政繁款绌，因胶民以自肥。”承德府知府启绍就是“贪婪夙著”的暴吏，他“横索于所属州县，核计赃款累万盈千，厉民之事不一而足。”至各州县官吏，更是贪诈庸劣。朝阳县知县廖伦明“平日在官赋诗饮酒，不理民事”，并屡向居民“借贷”，“债累甚多”。建昌县知县章奏凯，“庸懦无能，居心巧诈。”平泉州知州文卜年“著名巧滑”，“工于文饰”。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再加上这些货官污吏的苛政勒索，使热河农民处于极度的灾难之中。人灾之外，又有天祸。热河十年九害，“水旱遍灾，户鲜盖藏。”光绪十七年夏秋之季，热河地区淫雨连绵，田亩颗粒无收，地方“环求赈抚”，而热河都统德福和承德知府启绍却“虑报灾之后不便再肆诛求”，竞“讳匿不报”，贫民百姓“无衣无食，僵仆道途，而其横征暴敛敲骨吸髓者如故。”被虐政苛捐逼到死亡线上的广大农民“自揣已无生路，不得不铤而走险。”
其次，蒙古贵族对广大汉族劳动人民的歧视和欺压，导致了热河地区穷苦汉民与蒙古王公的尖锐矛盾。
热河一带的土地山林“皆朝廷分封蒙古王公、贝子、贝勒之栗邑。”咸、同年间，清政府推行“开放蒙地”的政策，目的是“招佃纳租”，解决财政困境。因此，多次驱使内地民人迁往口外。也有大批中原汉人因灾逃荒，远闯“关东”而中途停留散处在热河各州县的。在这里，蒙古封建王公“勒增汉民租价”，对汉族群众百般欺压。汉族群众对蒙古贵族怀恨甚深，欲图报复泄忿”，以求“从此不受”欺侮。
第三，法国天主教士的侵赂行径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危机。
“口外地方教堂林立”，到19世纪90年代，热河一带已有大小天主教堂158所。法国天主教士遍布各个州县，他们槛行乡井，收集情报，干涉词讼，诱骗社会愚顽入教。所网罗之教徒“平日恃洋人为护符，所行所为率多横恣，一遇民教涉讼，该教士必再四嘱托，地方官自顾考成，每每偏护，人心积怨亦非一朝。”据载，热河起义后，平泉起义军“勘验该处教堂地窖，内有小孩尸身无数，并搜出幼女20余名。”正因洋教士与教民中败类分子如此作恶多端，才导致该地民间秘密结社组织“金丹，在理两教与天主教之民素不相能”，更“与天主堂有隙。”深受洋教之害的热河人民“均称欲灭天主教”。热河都统奎斌就说，热河起事“实由洋教民平日行事过差，有以召衅而纳侮也。”
可见，光绪朝中期的热河，各种社会矛盾已极度尖锐激化。表面看来，这些矛盾是纷繁复杂的，其实它们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这就是以法国天主教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以州县衙门及蒙古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与广大的热河劳动人民的矛盾。
复杂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促进了金丹道教和在理教的发展。光绪十七年春夏之际，平泉、围场等地接连发生起事。是年四月，建昌天主教会向百姓强行“借粮”，在理教首林玉山、徐荣等率众到教堂说理，发生口角，“徐荣登时被教堂枪毙”，群情更加激愤，广大农民、矿工纷纷参加金丹道教和在理教，“以求保护身家”，并发誓要“报复”教堂。